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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,好多人會說,問問題的時候要有同理心。說事情的時候,需要有影響力,一支筆可以殺人什麼的。
記者們失禮的問題,何以不在泛民的政工作者面前出現的呢?如,你去美國英國,做了什麼?為什麼你在香港說叫「一國兩制已死」,說英語的時候,就說「一國兩制運作良好」?
x國佬畀左幾多錢養你地?
但對著不是有權力的人,他們就可以肆意的把事情說得要多爛有多爛。
你看看,這兩個年輕人是如何變成難民的?
根據《蘋果日報》今天的報道:
//黃台仰說,到埗時感到十分震撼,難民營由鐵絲網圍守,只得一個出入口,周圍更有不少軍人駐守,氣氛緊張。他與李被分配至一間4人房,與一名阿富汗難民同住,營內最高峰有過千人,臭氣薰天。李東昇指,營內所提供的是很基本的簡單食物,如方包、芝士和以假肉製成的火腿等,限時分發及需憑卡領取,「冬天最難捱,下午4點至6點就派餐」。
及至被分派到第三個難民營,衛生環境更差劣,要與600人共用2個男廁,排泄物滿地,「就連沖涼房道牆都有排泄物」。該營前身是倉庫,沒有天花,夜晚他人的交談聲、嬰兒哭喊聲不絕於耳。黃台仰說,難民通常轉至第三個營時會收到申請是否成功的通知,時間寧舍難過。
在難民營內要忍耐皮肉之苦,也要承受無比的精神折磨。黃說,所有難民都為申請庇護一事憂心,「大家都好多負能量,變咗自己都好負面」,加上環境惡劣,故不時失眠,甚至想過輕生,「唔係喊,係啲眼淚會一路流,轉身時就會發現枕頭濕咗一笪,成晚都係咁樣。成日會諗自己點解會搞到咁?我做錯啲咩⋯⋯如果被人送返香港點呢?留到喺德國又點呢,自己好似好廢無乜用⋯⋯精神折磨係好大。嗰陣覺得有太多問題自己承受唔到,覺得完咗佢(輕生)會簡單啲」,最終要靠閱讀、打坐,以減少胡思亂想。
李東昇說,營內設有告示板,「每日都去睇下有無信收」,曾見過部份難民會因申請不獲批而即時被遣返祖國。李東昇指,去年5月初黃收到申請庇護成功的通知,但自己音訊全無,「嗰陣係極度抑鬱,非常脆弱,精神狀態好差,會喊,係靠同其他難民分享先捱過」,幸同月底自己也接獲好消息。
為逃離政權被迫離開香港至今已1年多,他們異口同聲表示非常掛念香港。黃說,「香港係我哋土生土長嘅地方,出到嚟更覺得香港嘅特別。我覺得自己係香港人⋯⋯好多諗法原來係只有香港人先會明,而你同香港人溝通時,先會覺得原來有人明你,呢樣對我嚟講好重要」。//
流亡路茫茫,二人說唯有香港人這身份,令他們堅持下去。
流亡路茫茫,二人說唯有香港人這身份,令他們堅持下去。
流亡路茫茫,二人說唯有香港人這身份,令他們堅持下去。
香港人的身份是什麼?我只看到,香港人愛見高拜,見低踩,自以為是,明知那些政工作者是渾球也默不作聲,因為自己已下注,不理sunk cost,都要撐下去。
明明他們兩人總不需要再出來了。為什麼要選這個星期出來?也許是《逃犯條例》吧?但你見到有什麼人,想對他們不客氣了吧?那些是中國人嗎?不,聽他們記者會上那些充滿滿滿的惡意的問題,那些口音,肯定是來自惡毒的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之口。
這兩個年輕人,有沒有對不起戰友,不容你們記者去問。他們也捱了很久,才會有今天暫借的自由。
以後未來是個謎,這兩個人,已無家,已失根,情況就跟某國的政治犯一樣。
不知道香港記者面對王丹,劉霞的時候,會不會以這種態度,這種角度去訪問他們呢?如果他們敢,我還會覺得他們是一個面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的人,我還會當他們是一個人。or else,一切都太明白,有些人為什麼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了。